中新社记者 徐雪莹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不断吸收中国本土文化思想，逐渐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形态并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持续在不同文化和地区之间搭建桥梁。

　　从隋唐开始，中国逐渐成为向外传播佛教的重要阵地，为各国文化互鉴发展作出哪些贡献？佛教融入中国的方式为当今世界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了哪些启示？中外佛教界对于推动世界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促进文化交流、民心相通，能提供哪些认知共识与实践倡导？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张风雷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上述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历史上的我国佛教中国化经历了哪些阶段？在中国，佛教如何吸收道家与儒家思想，最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形态？

　　张风雷：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产生于古代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由此开启了中国化的历程。

　　中国佛教研究大家汤用彤先生将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固有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佛教刚传入中国时，“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这一阶段被称为佛教的方术化阶段，中国人对佛教信仰的认识近似于对神仙方术的理解。在思想上，佛教与主张清虚无为的黄老之学相似；在修养方法上，佛教推崇的安般守意与神仙方术呼吸吐纳的方法较为接近。

　　在第二阶段，当佛教传播更加深入时，“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例如，儒家的正统人士，就批评佛教僧侣“剃除须发，出家修道”违背《孝经》所谓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出家人不娶妻不生子更违背《孟子》所讲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批评意味着外来的佛教与中国本土以“孝悌”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念有着严重的冲突。再比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了使不熟悉佛教的中国人更容易了解佛教的概念和思想，在经典的翻译、讲说、阐释过程中，不得不采用“格义”也就是概念拟配的方式，即用中国人熟悉的儒家、道家、玄学的概念、术语、思想来拟配、解释佛教的名相和思想，如“涅槃”最早被译为“无为”、“性空”被译为“本无”、“无我”被译为“非身”等，也就是将印度佛教中的专有名词转化为中国人能懂的概念术语。这样一来，儒家、道家、玄学等本土思想文化中一些相近的概念、术语、思想就被引入到佛教中来。这种“格义”的方法，到东晋道安时也引起佛教学者的反思和批评，如道安就认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他的弟子僧叡也批评“格义迂而乖本”，认为这样的方法会造成对佛教概念、术语、思想理解的偏差。这种偏差与冲突，在不同文化的接触碰撞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外来思想文化与本土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第三阶段“因再发见真实的相合而调和”。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佛教在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接触碰撞中，虽然也有种种差异与冲突(有时甚至是严重冲突)，但总体来看，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主流趋势和基本规律，仍是努力与中国主流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相适应、相调和，这是我国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特点。例如，以《牟子理惑论》等为代表的佛教护教文献，在面对佛教出家修道违背儒家孝道的责难时，并不刻意强调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差异，而是以“泰伯祝发文身，孔子称其为至德”等典故，极力论证佛教不仅未与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的核心价值观相违背，而且是以中国古代圣人也采用的类似行为方式来践行中国本土价值观，论述佛教是在更高维度实现对孝道的遵循，即以儒家认可的古代圣人言行阐述差异的合理性，从而化解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此外，在政教关系上，佛教也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认同中国国家政权逐渐成为定制。

　　实际上，我国佛教中国化的这些阶段之间并非截然划分，整体是一个渐进发展、不断冲突与调和的过程。中国僧人在接触佛教之前就对儒家、道家等思想比较熟悉，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带有中国文化色彩。很多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后逐渐吸收中国文化，也适应了孝道等中国本土主流价值观。